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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重庆筷子街---历史失落的追寻  

2012-04-21 22:10:33|  分类: 转录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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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巴山夜雨.学者《重庆筷子街---历史失落的追寻》

 

 

 

【转】重庆筷子街---历史失落的追寻 - 渝州书生 - 渝州书生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   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重庆筷子街

     ---历史失落的追寻

 

            巴山夜雨.学者

 

  伫立于重庆筷子街口,凝视幢幢拔地而起、直插兰天的高楼大厦,心中油然升起的是对城市化三个月换一幅地图的欣喜?还是对历史文化湮没的失落?在说不清楚的复杂感慨之余,还是让人理性地萌生了对重庆筷子街历史失落的追寻。

这是因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这是因为,城市的每一幢历史建筑、每一条历史街巷、每一段优美的历史故事和传说,都铭刻着先人们的勤劳、善良、勇敢和智慧。传承历史,秉承先人的优良传统,是华夏民族历经磨难、绵延五千年而长盛不衰的精神支柱。

重庆筷子街街长约300米,位于重庆市中心城区渝中区朝天门街道小什字,与佛教圣地罗汉寺毗邻。重庆筷子街的成街与得名,虽穷尽所能检索的史书、方志,均无稽可考。据2006年4月11日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筷子街档案》所载,重庆筷子街的成街与得名,凭口碑相传,目前只流传着以下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筷子街早年就是卖筷子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这里整条街都卖筷子。旁边还有一个药王庙,当时很有名,是当时重庆十八庙之一。筷子街的筷子生意到1953年彻底改变,当时因国家搞合作社,不准个体户经商,于是筷子街就再也没人卖筷子了。

另一种说法是:早年从大梁子(现新华路)往长安寺(现重庆25中)方向的长安寺对面有片岩坡,长年山水不断,因而被称为“滴水岩”。滴水岩滴水所成之池,即是在重庆历史上众多“池”中,曾负有盛名的“西湖池”。以创作小说《一双绣花鞋》闻名的老作家况浩文,从小就住在筷子街。据他说;“西湖池有点神,用筷子往池里丢进去,筷子会沉入池底,水能浮木是常情,惟独西湖池不能,所以旁边的小街即取名为筷子街。”

筷子街上述两种成街、得名的说法,似乎显得太简单和太过于牵强。带着疑问,通过广泛搜寻,发现筷子街非重庆独有。在全国以“筷子”命名的街、巷竟还有数十处之多。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以筷子命名街、巷最多的则是在江西和元代“湖广行省”辖区范围内的今湘、鄂、桂及粤、黔部分地区的“湖广”。

在江西的确有不少市、县均有筷子街、巷。如:南昌有筷子街,临川有筷子巷,永修有筷子巷,余干有筷子巷,在鄱阳全城的八十八条巷弄中,也有筷子巷。在“湖广”地区,武汉市武昌区有筷子巷、筷子堤、筷子湖,湖北鄂州有筷子街,湖北新洲阳逻镇的香岗又名筷子街,湖南长沙有筷子巷,湖南湘潭有筷子巷,广州有筷子街,黄梅县孔垄镇有筷子街,广东佛山有筷子街,广东顺德有筷子街,广西北海有两条筷子街。除此之外,在重庆直辖前的原四川省境内,除重庆市小什字筷子街外,还有新津筷子街,大邑筷子街,什邡筷子街,巴县筷子巷。另外,在上海市的闸北,河南的光山县城南关,以及在香港、澳门等地也有以“筷子”命名的街、巷。

在全国各地有如此众多以“筷子”命名的街、巷,这显然绝非偶然。因此让人怀疑,这中间是否还存着另外某种鲜为人知的内在本质联系?是否还可能隐藏着另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奥密?

据史家考证,在历史上,江西盛产竹,竹器生产十分发达。而且其中尤以筷子的产、销两旺而饮誉天下。故在江西以“筷子”命名的街、巷甚多,其数量堪称为天下之最。

及至宋、元、明初之际,由于战乱频仍,“湖广”地区人口锐减。据史书记载,在元代,湖南人口约为江西人口的三分之二,湖北人口仅为江西人口的五分之一,两省人口合计仍不及江西一地。由于“湖广”地区地旷人稀,于是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大规模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大迁徙。

在“湖广”地区的部分州县,江西籍移民不仅在移民中占有重要比例,甚至在落居地的人口总数中也占绝对的优势。为求生存发展,江西移民中一批制作筷子的工匠于是在其迁入地又开始重操旧业,而且由此又很快带动了“湖广”地区筷子业的生产和销售。由于“地随人迁”的关系,于是在“湖广”地区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不少以筷子命名的街、巷。其中,武昌筷子街的得名则最能说明“湖广”地区众多筷子街、巷的形成与江西移民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

武昌筷子街位于今武昌临江大道大堤口到前进路段。据史书记载,武昌筷子街形成是缘于明朝末年江西吉水县一批制筷业的工匠随人口大迁徒来到武昌,在江边筑堤而居,继续从事筷子生产。他们把竹子放入堤边小湖中浸泡,把制成的筷子撒在湖岸的堤上晾晒。久而久之,当地的居民便把浸泡筷子的湖称为筷子湖,把晒筷子的堤称为筷子堤。后来在湖畔又逐渐形成了一条专门生产和销售筷子的街,此即武昌筷子街。及至晚清时期,武昌筷子街的筷子作坊竟多达百家以上,所产筷子销往各地,驰誉全国。

继“江西填湖广”之后,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起义,在四川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加之清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大肆杀伐,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史家考证,清初四川人口仅剩50来万,当时辖区仅限于今朝天门至七星岗通远门一带的重庆城,其人口所剩仅数百家。在重庆府辖的州县中,有的州县更为悲惨,其所剩人口仅为十余家。面对四川人稀地旷的如此惨烈场面,于是在清朝前期在中国历史上又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此即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据史家考证,此次移民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止,前后历时共105年之久。 据推算,在一个世纪内,川东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95万,川中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215万,川南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312万;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共达623万,约占是年四川总人口的62%。 

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中,重庆因拥有长江、嘉陵江的舟楫之利,则自然成为众多移民进入四川第一站的首选。随着大量“湖广”、江西等地移民的迁入,不少工匠与商人亦纷至踏来,遂使重庆逐渐成为长江上游的手工业及商贸中心。有充分的史实显示,川渝两地的酿酒、纺织、印刷,以及著名的巴缎、荣昌麻布等均与此次移民有关。同时,亦有充分的史实显示,一批随移民而至的商人也凭借重庆得“水”而生,得“市”而兴的优势,造就了重庆商贸的繁荣。当年的重庆下半城,从菜园坝到朝天门一线,不仅商贸繁荣,而且商贾争建庄所、会馆之风颇盛。至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重庆城已有以湖广会馆为主体的外省会馆9所。这些会馆不仅是维系移民乡土情缘的重要场所,而且更是“湖广填四川”造就重庆商贸繁荣的历史见证。

由“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历史推演,到重庆手工业及商贸业的兴起,让人完全有理由合理地推断出,重庆筷子街的成街与得名,则极有可能与“湖广填四川”之间存在着一种血脉相连的必然联系。

通过揭开历史的表象深入分析,人们不难发现,在清初辖区仅限于今朝天门至七星岗通远门一带、人口仅有数百家的重庆城,显然不仅筷子的制作难以形成产业,而且筷子的经销亦不可能兴市成街。据此推断,重庆筷子街的成街、得名极有可能是发生在清初以后,是在伴随着“湖广填四川”,重庆人口日益增长,对筷子的需求量不断增大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形成的。

同时,依据“江西填湖广”和武昌等地筷子街、巷的成因来推论,重庆筷子街的成街、得名也极有可能与江西和祖籍江西筷子街、巷的一批制作筷子的“湖广”工匠和商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筷子的制作和经销,这是江西和祖籍江西筷子街、巷的“湖广”人所具有的优势传统产业。因此,无论是对筷子制作的选材、用料及工艺,或者是对筷子的营销,这在当时都绝非重庆的土著人所能及。

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涌入,其中极可能有一批江西和“湖广”籍的制筷匠人及商人随之迁入。他们来到重庆后,出于生存的本能,则极有可能针对重庆当时筷子产业的缺失和市场对筷子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自然地选择了发挥其传统产业的优势,继续重操旧业,把以筷子的生产和销售作为谋生的手段。同时,按照乡土情缘,“地随人迁”的传统,和从筷子产、销所需 “品牌”效应的角度来思考,江西、“湖广”的制筷工匠和商人将其聚居生产、销售筷子之地命名为“筷子街”,或被当时重庆的民众称之为“筷子街”,则实属顺理成章之事。

 由此可以作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重庆筷子街的成街与得名,与武昌等地筷子街、巷的成因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武昌等地的筷子街、巷的形成是“江西填湖广”的产物,而重庆筷子街的诞生则是 “湖广填四川”的结果。

另外,重庆筷子街之所以会在今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街道小什字地区形成,究其原因,大至有三:

第一、制作筷子,取材方便。“筷子街”与朝天门码头紧邻,由朝天门码头沿江而上,与之仅距数里的黄沙溪码头则是昔日重庆长江上游盛产竹木的地区向重庆漂放竹、木筏的停靠地,而且由此在黄沙溪地段形成了在当时中国西部地区颇有影响的竹木市场,即“竹帮街”、“木帮街”。因此批量购买制作筷子的竹、木材,只需在黄沙溪码头成交后,扎成小的竹、木筏顺江漂放至朝天门即可,不仅快捷,而且运费极低。同时,在距筷子街不远的较场口,即今“得意世界”、“日月光广场”一带,还有昔日生意兴隆的竹、木货市场。除经营竹、木制器外,亦经营竹、木材的零售。这也为当时非批量筷子制作的小作坊提供了取材和销售的方便。更重要的,随着“湖广填四川”,重庆人口的巨增,沿朝天门至菜园坝一线,沿袭江西、“湖广”地区的建筑特色,以竹木或竹为建材的穿逗结构和捆绑结构的“吊脚楼”开始大量涌现。其建房的竹、木梢头余料,则成了制作普通筷子最廉价的重要来源。

第二、营销筷子有良好的商业环境。“筷子街”与樯帆如云的朝天门码头紧邻,交通便捷,人流密集,商贸繁荣,是当时重庆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之一。清代巴蜀名士赵熙曾在其《重庆》一诗中云:“万家灯火气如虹,水势西回复折东。重镇天开巴子国,大城山压禹王宫。楼台市气笙歌外,朝暮江声鼓角中。自古全川财富地,津亭红烛醉春风。”这首诗不仅是对重庆别具风韵的江城、山城、灯城的景观赞美,同时也是对昔日重庆商贸昌盛、繁荣,社会安乐、祥和的高度概括。可以说,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当时最能代表重庆城的朝天门所作的真实写照。

第三、制作筷子有理想的生产条件。重庆是一座因水而生的码头城市,直到清末,一直是在下半城沿江一线发展。昔日的解放碑、小什字一带较为荒凉。当时在以“插地为标”、“插占为业”的背景下,兴建制筷作坊、店铺的用地,以及使用晾晒筷子的用地,均无需办理任何土地手续、缴纳任何土地费用,而且以竹为建材的捆绑房,由于取材方便,其建筑成本亦十分低廉。另外,制作筷子工艺流程中的一道重要工序,就是要将竹子放在水中浸泡,而在筷子街旁的“西湖池”则为其提供了方便。由此可见,当时负有盛名的“西湖池”与筷子生产相关,但筷子街绝非因“西湖池”而得名。至于筷子放入“西湖池”沉底之说,这绝非“西湖池”之神奇,而是来自于制筷工匠手艺的神奇精妙。事实上,在湖南就有楠竹筷子放在清水之中,根根竖立不卧浮,而被称为“神奇筷子”的实例。

曾经名扬一时的重庆筷子街为何而今不见其任何踪迹。深入思考,这与抗日战争和重庆的工业化、城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东北、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设立陪都,东部地区大量工矿企业迁往内地,而且逐步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东起长寿,西至江津,北到合川,南达綦江的重庆工业区。到1944年6月底,在全国登记的4346家国营、民营工厂中,重庆就占了1228家。

重庆在当时不仅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中心,而且更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国民政府迁渝后,为了控制和管理金融,即明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家银行的总行迁到重庆,并准许各省地方银行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中央信托局等也迁到重庆。1939年9月,国民政府又改组并加强了原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总处设在重庆,同时还加强了理事会,由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使之成为了控制全国金融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也使重庆的金融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约有250余家、约占当时国统区总数1/4的银行坐落于“筷子街”所在地区及其与之紧邻的小什字、解放碑、打铜街一带。及至解放初期,渝中区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驻地,也一直还有“银行比米铺多”的说法。

大批工厂的内迁,极大地推动了重庆工业化的进程,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让原始的手工业作坊开始从以重庆为中心的工业区退出。

金融中心的形成,更有力地提升了重庆城市化的速度。在“筷子街”所在地区及其与之紧邻的小什字、解放碑、打铜街一带,幢幢银行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与金融业配套的服务业开始大量涌现,地处寸土寸金这一黄金地段的“筷子街”,自然也就成为了巨子豪商修房建屋的重点目标之一。

而且随着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的迁移,东部人口也随之内迁。重庆市区人口由1937年的47万,急剧飙升至1946年的125万。争地建房,成为了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内迁移民浪潮的席卷下,“筷子街”的筷子作坊、店铺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美好岁月显然己经荡然无存,那种“两头失路穿心店,三面临江吊脚楼”的诗意般的环境己渐次成为美好的回忆。正如张恨水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避难重庆时所写下的《纸醉金迷》中所感慨的那样:“重庆的房子,普通市民,是没有建筑上的享受的。"

另外,随着重庆以上长江流域盛产竹木地区筷子业生产的集约化、机械化,长宁、江安等地质优价廉的筷子也开始大量涌入重庆。处于弱势地位,靠手工生产筷子的“筷子街”显然难以与之抗衡。

由此可见,“重庆筷子街”的消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走笔至此,在耳畔蓦然间回响起了付笛生歌中所唱的筷子:“一根筷子也,一折就两段,一把筷子哦,抱呀抱成团……”。这歌词似乎在告诉人们,在排山倒海势不可当的时代潮流面前,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作坊式生产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追寻重庆筷子街历史的失落,让人看到了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两次大规模移民迁徙中,江西人、湖广人是怎样犹如顽强的种子,飘落在大邑通途,撒在了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让人看到了重庆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在数次移民大潮的推动下所走过的一段历史路程,同时也让人看到了重庆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对外开放的悠久历史。

历史上的重庆筷子街己经远去。但是,追寻筷子街历史的失落,给人留下的,却是一段永远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记住筷子街,记住筷街的历史。

 

                    (本文为笔者原创,未经许可,不得使用。)

 

                                   2011年9月于中秋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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