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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既短暂又漫长。短暂,数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漫长,在人生的旅途上,每个人都将会经历无数的酸甜苦辣。 不管怎样,只要我们认认真真地走过人生的每一步,那就无愧于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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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胡乱说”谈修行  

2009-01-30 11:35:00|  分类: 抛砖引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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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胡乱说 - 渝州书生 - 渝州书生

 

 

        打胡乱说,是重庆话。也就是不负责任地乱说一气的意思。写博客,只是为了记载自己的所思所想,既不是作报告,也不是写学术论文,也就任由我胡乱地说上一气了。

   近几十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苏,诸子百家、儒、释、道等各家学说重新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和赞同,各种宗教也得到了人们的顶礼膜拜。人的思想信仰犹如口味,罗卜白菜各有喜爱,自然是无可厚非的。因此,我更有理由地打胡乱说一番了。

   在人们的修身养性的追求中,很多人喜欢谈点佛教学说。对此,我说点自己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佛教流派中,禅宗占主要地位。中国的禅宗是自达摩东来把印度禅学传到了中国,它植根于印度禅学,却融汇了印度佛教其他的种种理论,并与中国土生土长的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既具有精致的世界观理论,又具有与世界观相契合的解脱方式和认识方式的宗教流派。它是印度禅学的深化和发展,是印度禅学的中国变种,也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碰撞的产物。

   中国的禅宗思想融合了很多老子、庄子等人的思想。在南北朝时期,儒学处于惨淡之中,被称为“三玄”的《周易》、《老子》、《庄子》成了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时髦。虽然儒家所重视的职责、功名还是许多士大夫奋斗的目标,但抛弃高官、藐视功名成了清高的象征。过去的悲愤慷慨、激扬蹈厉已不复存在了,剩下的是放任、旷达和颓废,中国的禅宗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得以成熟的。中国的禅宗成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宗教学说,并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国。

   禅宗的老家在印度,“禅”的本义就是沉思。它主张排除一切外在干扰(包括耳、鼻、口、眼等器官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进行纯直觉的体验和内心的反思。它同样地融合了中国式的那种“直观外推”与“内向反思”往复推衍的思维方式,更与老庄思想相会合,接受了老、庄式的思维方式。只不过,禅宗是把它们都纳入了内心反思的框架之中,即以对空灵澄澈的“本心”的体验为中心,形成了独特的以神秘的直观主义为特征的非理性思维方式。

   在这种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禅宗,一千多年来,占据了中国佛学界的主导地位,并得以不断地充实和发展。

   自从佛学进入中国的起,就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是只懂顶礼膜拜、烧香拜佛的外在形式:一是讲究内心修养、追求“物我合一”(即禅宗的“梵我合一”)境界,这便是两种完全不同层次的追求。

   窃以为,那种只懂顶礼膜拜、烧香拜佛等外在形式的方法不可取。如是认为烧香拜佛能消灾去病、能免去轮回之苦难,那是不对的,更是不可能的。而讲究内心修养、追求“物我合一”(即禅宗的“梵我合一”)境界的方法则是可取的,这是人的内心的自我完善。

   现在人们只要一说到修行,就以为是禁欲那套苦行僧的方法。其实早在东晋时期,禅宗就经历了由禁欲到适意的发展过程。

   东晋时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王晞的士人,与同乡杨德慎的女儿杨苕华订了婚。不久,杨苕华的父母双双过世,王晞的母亲也病故了。当时无依无靠的杨苕华正等待着与他完婚时,他却从老人的去世里悟到了“世代无常”,出家当和尚去了。

    杨苕华百般无奈,痛苦之余,写信给王晞,先用儒家“发肤不可毁伤,宗祀不可顿废”的大道理劝他还俗完婚,又用享乐主义的口吻写了一首诗赠给他:

    大道自然穷,

    天地长且久。

    巨石故叵消,

    芥子亦难数。

    人生一世间,

    忽若风过牅。

    荣华岂不茂,

    日夕就雕朽。

    川上有余吟,

    日斜思鼓缶。

    清音可娱耳,

    滋味可适口。

    罗绮可饰躯,

    华冠可耀首。

    安事自剪削,

    耽空以害有。

    不道妾区区,

    但令君恤后。

 

   谁知这一团热情撞上了冰山。已名为“僧度”的王晞竟毫不动情,回赠了一首诗说:

    机运已停住,

    倏然岁时过。

    巨石会当竭,

    芥子岂云多。

    良由去不息,

    故令川上嗟。

    不闻荣岂期,

    皓首发清歌。

    布衣可暖身,

    谁论饰绫罗。

    今世虽云弃,

    当奈何生后。

    罪福良由己,

    宁云己恤他。

 

   王晞并写了一封冷冰冰的信给杨苕华,说道:“人心各异,有若其面,卿之不乐道,犹我之不慕俗矣。杨氏,长别离矣!”致使杨苕华寸肠万断,悲恸欲绝。

   僧度真是“不慕俗”吗?不是的。他是被死神的威胁吓住了。人生在世,自然会有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这本是自然规律。可佛教说,这是人贪恋尘世,产生了种种欲望所招致的苦难和烦恼。如不贪恋世俗荣华富贵、享乐安逸、一心向道,便可以超生西方极乐世界。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一《功德华聚菩萨十行品》第十七之一说:

   “众生长夜在生死中,忆五欲,贪着五欲,爱乐五欲,心常流转五欲境界,永没五欲莫之能出。”

   因此,人们堕入了无边无际、日日夜夜的苦难之中。佛祖释迦牟尼多年苦思冥想,想出来的四大真理(四谛)第一个真理就是这个“苦”,生也苦,死也苦,吃得不饱苦,吃得太饱也苦,与人交往应酬苦,无人往来寂寞苦,总之在世上就是苦。

   推究苦的原因,则是有烦恼业因。佛祖的第二真理“集”就是烦恼业因。为什么有烦恼?这是因为人有身、口、鼻、眼、意等方面的欲望,统称“五欲”。五欲分内外,外五欲是眼贪美色、耳耽妙声、鼻爱名香、舌嗜上味、身触细滑,求之不得,烦恼便多;内五欲是饥思食渴思饮的食欲、贪图金钱的财欲、希求美艳的色欲、爱赞美的名欲、贪图安逸的睡欲。人人都有这些爱好和欲望,如果达不到,自然痛苦不堪。

   为此,佛祖释迦牟尼又想出了第三个真理:“灭”,活着总要想这些美食佳肴、绝代佳人、金银财宝,所以不如“寂灭”,这“寂灭”就是要人与世隔绝,既不看它,也不想它,甘守澹泊清苦。可是,不想不看又不可能,它的诱惑力的确太大了。于是佛教又想出了种种办法,如禅宗的方法之一就是调息入定,平息欲念。如果定不下心来,就作不净观。何谓不净观?就是看到美食佳肴,就把它想作是狗屎猪粪;看到美色佳人,就把她想作是魔鬼骷髅;看到金银财宝,就把它想作是瓦砾石块;看到大千世界的五光十色、林林总总,就把这一切看作是子虚乌有、过眼烟云。

   不过就这样,还不能修到来世的福,所以佛祖释迦牟尼还有第四个真理“道”。为了来世的幸福,就得入空门修行,达到涅槃境界。所谓“涅槃”,就是灭度,即脱离了一切烦恼,达到自由无碍,“大患永灭,超度四流”。

   那位拒绝了杨苕华的王晞就是被这一套人生哲学所征服的。可是,说人间苦,空门就不苦吗?并不是的,做和尚,不能吃荤,不能娶妻,不能贪睡,不能穿好衣服,人世间的一切享乐安逸都不能沾边。美女金钱都与他无缘,甚至偷看一眼都要赶快念一声“阿弥陀佛,罪过罪过”。顶有意思的是《大法炬陀罗尼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法师为人说佛法,有名叫爱欲的魔女总是来诱惑这个法师,搞得法师心猿意马,定神不下,百般无奈,只好在说法处挂了如来像,并不断以香花供养。于是魔女一见。反而自己心神迷乱,不能捣乱了。

   如来佛的挂像有没有这么大的法力,我们暂且不管它。可是为人说法的法师修行多年却抵挡不了爱欲的诱惑,这倒令人深思了。

   其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和尚也不例外,只是他们无可奈何,用硬性压抑的办法将欲望压下去了而已。

   《杂啊含经》载佛祖告诉比丘说,有一只乌龟住在河中草内,有野狗想吃它,它藏头尾四肢于甲壳之中。野狗等了老半天,它始终不出头。野狗只好又饿又乏而去。而魔鬼波旬也像野够一样窥视着人们。等待人们“眼着于色,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身着触,意念法”,便好乘虚而入。所以,你们要像乌龟一样地藏起欲望来。(《法苑珠林》卷三十四《摄念篇》二十八引)

   这种乌龟式的方法,便是佛教的禁欲主义人生哲学。

   这是一种消极的、痛苦的人生哲学。七情六欲,和尚并不比俗人少一分。当别人吃香喝辣、鸡鸭鱼肉、大朵快颐,他只能强吞唾液、饥肠辘辘、粗茶淡饭、白菜罗卜。别人呼呼大睡、香甜美梦,他只能修禅打坐、苦熬长夜。别人娇娃美女、灯红酒绿,他只能古佛青灯、寂寞苦守。世上一切荣华富贵、尘世欢乐都与他无缘。于是便有了“无诤”之说,“我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将是退让第一、忍受第一、克制第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修炼方式。

   可是,这样做真的能超凡脱俗吗?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士大夫们就悟出了另外一种修行方式。那就是“适意”。

   我们知道,东晋以来,士大夫尤其是高级士族在生活上养尊处优,他们将名份、职责、禄位看得十分澹泊。在老庄玄学的影响下,他们十分崇尚一种自然适意、无拘无束的生活,极力追求一种轻松自在的感觉,探寻一种澹泊空灵的心理状态,这便是“人生贵得适意”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

   这时,佛教与玄学结合,悄悄地把禁欲主义的人生哲学偷换成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

   老、庄的理论与佛教在人生哲学上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在老、庄看来,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等人之所欲,多子、多富、多寿人之所羡,恰恰是招致祸咎的根源。因此,他们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人生哲学,认为只有无争于世,才能免于祸害。只有心中保持冲淡虚静的境界,才能知足长乐。于是,这时的佛教也变得更适合士大夫们的口味了。

   早在三国时被翻译成汉文的《维摩诘经》中,就有适合士大夫们的东西。《维摩诘经》的主人公维摩诘与士大夫们一样,不是和尚而是居士。他身居“维耶离大城”,出入君臣、宫女、庶人之中,吃喝嫖赌、博弈戏乐,照理说,他应该堕入阿鼻地狱。但他精通佛理的奥秘,能“深入微妙,出入智度无极”,在生活上也能“善权方便,博入诸道”,“虽为白衣,奉持沙门至贤之行……有妻子妇,自随所乐,常修梵行“,仍可以得道成佛(《维摩诘经·善权品》)。所以,在《维摩诘经·不二入品》中,大力宣扬了一种“无缚无解,无乐无不乐”的人生境界。并委婉地否定了那种静坐修养、坐禅的方式。提出了“宴坐”,即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静坐,只要不显露自己的身与心就行的新方式。

   这种改革了的修炼方式,成了士大夫们最为欢迎的人生哲学,并成了超凡脱俗高雅的标志。

   这时,禅宗也提倡“本心即佛”,解脱了一切外在的羁绊,既不讲苦行,也不坐禅,更不要读经。著名的禅宗传人神会大师说:
   “了性即知当解脱,何劳端坐作功夫”。(《五更传》第一首)

   另一个著名禅僧玄觉的《永嘉证道歌》也说:

   “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

   “入深山,住兰若,岑岭幽邃长松下,优游静坐野僧家,阗寂安居实萧洒。”

   这样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在禅宗那里是有理论基础的。既然本心即佛,那么只要尊重自己的心就行了。一切外在的束缚和清规戒律都是多余的。

   佛教原本要求人们禁欲、苦行、坐禅、念经,乃是为了解脱缠绕在自己身上的罪孽,以祈求来世的幸福。可是禅宗却认为“本来并没有什么束缚,所以根本用不着去解脱他”(《大珠禅师语录》卷下“本自无缚,不用求解。”)

   曾有人来问惠海说:“和尚修道,还用功否?”惠海回道:“用功。”问:“怎样用功?”答道:“饥来吃饭,困来睡觉。”惠海还嘲笑有的人:“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根本不懂顺应自然,适合心意,因此是不会用功。(《大珠禅师语录》卷下)

   六祖惠能的大弟子南岳怀让当有人问可以吃酒肉否时,甚至把佛教戒律都甩在一边,随口答道:“要吃,是你的禄。不吃,是你的福。”

   所以,无论吃不吃都可以。在禅宗看来,由于人的本心是清静澹泊、无欲无念的,与佛性毫无差别,所以人的出自内心的本能也会是清静澹泊的,这就是顿悟“即心即佛”的道理。只要明白了这道理,便可“要行即行,要坐就坐。”(《古尊宿语录》卷四《镇州临济惠照禅师语录》)“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景德传灯录》卷十)于是,禅宗和尚便四处寻找幽静胜地在大自然中陶冶禅性。所以说,天下名山僧占多。

   禅宗的这种哲学思想对中国的士大夫,乃至于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禅宗已不象古印度民族那样讲究忍受苦难与磨练,讲究禁欲主义。也不象西方的苏格拉底、伊壁鸠鲁那样,以快乐与享乐为道德准则及人生目的。更不象现代西方那样,追求个性的解放和欲望的满足。而是以克制、和谐的方法来追求内心世界的平衡,精神上的解脱与人生完美境界的实现。因此,在外在性格表现上,往往是理智多于感情,克制战胜冲动。这种心理性格当然有它的优点,当人们面对巨大灾难时,不是悲恸欲绝地号叫和哭泣,也不是灰心丧气地自认晦气,而是默默地、勇敢地承受一切,勇敢地面对现实。

   在此民族心理性格影响下,人们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乐天知命、恪守中和、善良而坚韧,很少堕入粗野鄙俗的个人感情发泄,也很出现神秘狂热的宗教情绪。

   这些民族心理性格的形成,与禅宗有关,更与我们民族的儒、墨、道等诸子百家思想有关。因此,我们在自身的修身养性中,应吸取各家的优秀传统思想,不应因个人偏爱,厚此薄彼,也不应只是追求某些外在形式,学些皮毛。应是重在思想境界的升华,那才是科学的态度。

    正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优秀思想影响了传进我国的佛教思想,或者说佛教传进中国后,融合了中国优秀的文化,对近代的民族心理性格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其他外来文化,也包括其他宗教,同样也融合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才形成现代的宗教形式。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的民族心理。

 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虽有很多的优秀成份,但仍有不足的一面。它会使得人们形成对外界变化漠然冷淡,甚至本能地抵抗外界变化对心理平衡的冲击。人们不是顺应外界的变化而积极调整心理结构,而是无视外界变化,在内心里顽强的保持着感情与心理天平的稳定状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悲哀多了,就来点乐天知命、人生短暂、一切皆空的话使它变淡;欢乐多了,就来点天命无常、万事皆非、本无一物之类使它变轻。内心里永远是一个完整的、永恒的、但也是封闭的王国。它自生自长、自我完善、不易畅开。

 正因如此,我们才会长期在皇帝的率领下全民集体封闭几百年,直到我们国家在“甲午战争”的炮火中被强行打开国门后,才得以醒悟,人民也因此而饱受屈辱。紧接着是几十年的外来的侵略战争、国内的军阀混战以及各种灾害,使得中国人民受尽苦难。尔后,又是接二连三的“运动”,弄得我们将很多的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也丢失了。

 当今世界已迈进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思想得以恢复和发扬,当然,这也包括世界上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先圣哲人的优秀思想文化,得到了传播和继承。

 但我还是看到了某些误区,有一些人在继承传统文化时,良莠不辨地一律照搬。也有的学到一些外在形式。总之顶礼膜拜之类的表面形式多一些,自我的内心修炼少一些;嘴上功夫多一些,行动上的少一些。

 比如有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人会把钱用在死去的老人身上,不惜重金修建豪华坟墓,甚至无比虔诚地三叩九拜,真不知道他们是在显示孝顺之心,还是在攀比财富。而很少见到对父母生前的孝顺,虽说现在孝顺的儿女要比前些年来多了一些,但比起那在公墓里熙熙攘攘、烧香叩头的人群来,我总感到还是很不够的。

 我是主张“厚养薄葬”的人,父母在世时,就应多尽一些孝道,尽自己的能力,让父母尽量过好点,过开心点。大家都知道“反哺”,我们应以父母哺育我们时的那种心来对待他们,那就是真正的反哺了。我认为,这才是为人子应尽之道。

 而人死如灯灭,回归自然,一切皆无,要那坟墓又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见到百年以上的坟墓有多少?五百年呢?千年呢?岂不都是早已灰飞烟灭、尘归尘来土归土了吗?

 所以,我认为,无论信不信宗教,无论信什么宗教,总要以人为根本,总要以人性为根本。从这个角度讲,我是赞成禅宗的适意思想的。然而,禅宗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历史的进程不断地融进别的文化思想,改变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样我们民族心理性格也不同于百年前的民族心理性格了。随着国家的强盛,民族自信心早已增强了。

 那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我认为,那就是一个善字,这个善字是人性的根本核心所在,人性如若没有善,就不成其为人性了。这个善字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哲学家都要讲的。无论这世界怎样变化,人性将是永恒的,是不会变的。如果没有这个善字,那就将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假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善,都能善待世间的一切,我们人类就能永远地繁衍下去。

  然而什么是善?善是一种价值取向。善就是心地纯洁,没有恶意,吉好、良美、贤能、福恩的意思。对于善,各家都有自己的说法,如道家说:“遏恶扬善。”佛家说:“止恶行善。”儒家说:“隐恶扬善。”都是劝人们要有善心,要行善;不能有恶心,不能做恶。倘若心善,那就是善良的。

  修身养性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善德”,“富润屋,德润身”,这是《大学》篇里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财富只能用来充实屋子,德性才能用来滋润身体,这说明用德性修身养性是多么重要啊。

  那我们应该怎样修身养性呢?首先,不要拘泥某种形式上的东西。我们从上面文章中可以看出,古人都能不拘泥表面上的形式,难道我们反倒不如古人了吗?另外我认为注重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修炼,不要有偏见,任何民族,任何学派,凡是一切与善有关的优秀思想行为,都是我们修炼的典范,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也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里套用一句老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嘛。

  我是凡夫俗子,不可能创造什么,但我向先圣大师们学习总还是可以的嘛,以先圣大师们为榜样,好好地学习做一个好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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