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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州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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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人的一生既短暂又漫长。短暂,数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漫长,在人生的旅途上,每个人都将会经历无数的酸甜苦辣。 不管怎样,只要我们认认真真地走过人生的每一步,那就无愧于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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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丰碑—记王文家  

2007-07-12 22:17:08|  分类: 蹉跎岁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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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丰碑—记王文家 - 渝州书生 - 渝州书生的博客 

 

             

     在人的一生中,往往有一个人会对其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影响一生。这个人也许不是自己的父母亲,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人。

   那是在1971年,我刚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不久,我们团部宣传队就住在团部大院的后面。在团部的干部中,我最先认识的是政治干事王文家。他个子大、人又胖,团部机关里都亲切称他“大老王”。他经常到我们宿舍里来,人未到屋,声音先到。他那大嗓门打着京片儿,谁一听就知道,这是“大老王”来了。
   我到团部不久就和“大老王”熟悉了,他经常约我到他家里去玩。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得知我爱看书,也看过不少的书,就很慷慨地把他的藏书借给我。那可都是些好书,在那“极左的年代”,那些书属于禁书,一般根本不敢示人。他最先借给我的是拜伦的《唐·璜》,那是我平生中接触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叙事诗集。从那本书里我知道了十八世纪外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也熟悉了西方文学中的登徒子——唐·璜。后来我又借了《唐·吉柯德》、《普希金诗集》等书籍来看。
   那个时候,这些书我只能在夜深人静时,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我们宣传队是睡的是“统铺”,一溜子过去睡上十多个人。我的左右均不知道我在看书,有人半夜起来,也只是以为我爱捂着被子睡觉。
   王文家后来把他最珍贵的明版的线装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三国演义》也借给了我。我当时虽不知它的价值,但也知道这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因此更加小心翼翼地保护。他借书给我时,提醒我要注意仔细阅读批注。我在来云南之前已经看过《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但那是人民出版社解放后出版的,也没有批注。看线装原版书就完全不一样,批注往往是古代名人的感受和体会,看了那真是受益菲浅。
   后来,我曾问过王文家,他为啥对我这样好。他说,他从我身上看到了他年轻时的影子,我的性格太像年轻时的他了。从此,我们便成了“忘年交”。
   从我们的交谈中,我了解了王文家的过去。他的祖籍是山东青岛,在他童年时,随父母迁来北京。祖上曾有人当过大官,后辈就以教书为业,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了,正因如此他才有那些珍贵的藏书。他是在北京前门那一带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在1949年北京解放时,他应征入伍,尔后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一直打到云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曾转业回到北京,在一个单位当个小头头。“文革”中受到了冲击,挨了批斗。他受不了这气,就返回云南,找到老首长们安置他。恰逢云南建设兵团组建,他便来到了独立一团,在政治处当上一名干事。
    如果按照当时的标准,他应算是不合格的政治干事,至少像一些军队干部说他是“有很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也许正因如此,他才和知青们谈得很拢,他理解知青、同情知青。
    当年很多细小的事情无法一一述说,二营的陈剑去世一事,他就很能体会知青的感情。当时他也随团部领导来了二营,他并不像某些干部那样对知青横加指责,动辙上纲上线。他而是在公开场合一言不发,私下里却分别找到知青们,分析对错,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劝解知青们别做出过激的冲动,那样是办不了任何事情的。
   那次,我们在安葬了陈剑以后,事情并没结束。没过几天,我们营的有些华侨就闹起来了。他们为所谓的“不公平待遇”而闹,说什么“华侨去世不过就三百元,知青死了却花了上千元。”还有个别人叫嚷要撬坟,这就激怒了知青们,后来就发生了一场较大的械斗。
   王文家那段时间一直在我营,随时会出现在知青中间,对于事情的平息,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对陈剑的后事安排尽了最大的努力。正因这些种种原因,知青们把他当做了知青的知心朋友。知青们提起他,莫不伸出大拇指,表示由衷地敬佩。
   王文家因其知识丰富,阅人看事有其独到之处。我记得他曾在我面前评价过一些知青,后来都一一应验了。
   他曾对我说起我们宣传队一个姓“赵”的女生,那是非同一般的聪明。他说道,一个聪明的女人,将会比很多男人都聪明,她将会有很大的出息的。现此事过去三十多年了,那位姓“赵”的女生早已是北京城里著名的企业家,也是全国知名企业家了。我想王文家如若有灵,将会这成功的预言而感到欣慰的。
   王文家对我是有一种特别的疼爱。在我下放连队的时候,他到二营做了很多工作,嘱咐韩教导员给予关照。我到了连队后,他又亲自来到我连.在我那里住了两天。他对我说了很多,从工作到生活细细入微。那神情像父兄、也像师长,再三叮咛嘱咐。
   我当时年仅十八岁,对他的话语理解并不深刻,但却整整影响了我的一生。
   以后,他只要到二营来,就一定会到我那里。后来,我发现他对其他的知青,也是很关心的,那是一种真诚的关照,所以他能得到知青的尊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1976年,我回到了重庆,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机会回去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听朋友说起,在“文革”结束后,他就调到了文山文化局,好像是当局长吧。后来因癌症去世了,就埋在文山。我得知此事,心中十分怅然,那份酸楚难以言表。当即我就想在有机会回云南时,我一定要去他的坟上祭奠。
   去年,我有机会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云南.我在文山向朋友们打听,才知道王文家的家人非常低调,只是悄悄地安埋了老王,就迁出了文山。如今谁也不知他们去哪里了,所以无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
   我的心愿无法了却,心中只是留下了无尽的惆怅。在人生的路上,我能结识这样一位亦师亦友是我的幸运。我只能在自己心里树起一座丰碑,悼念我的老师——王文家。
 
 
 
心中的丰碑—记王文家 - 渝州书生 - 渝州书生
 

  2007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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