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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鲁迅是谁?  

2007-12-05 15:16:54|  分类: 优秀文章欣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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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鲁迅是谁? - 渝州书生 - 渝州书生

鲁迅走上讲台(陈逸夫作品)

 

 

         陈丹青先生是我喜爱的人,无论他的才华,还是他的人品,都是我所钦佩的。在此,我转发他的几篇文章,供朋友们欣赏。

 

 

【转】鲁迅是谁? - 渝州书生 - 渝州书生

 

 

 

 

                                                                       鲁迅是谁?

                                                               ——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讲演

                                                                                                                                                                                                                                                               □陈丹青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点紧张。昨天特地剃了头,换双新皮鞋。我不会当场讲演,讲到鲁迅的话题,尤其郑重,总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着稿子念,再作些发挥,请诸位原谅。

                      

                                                                     (一 )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七十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粗略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鲁迅话题则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在大陆无人敢于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总之,“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

八十年代中期,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二十多年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盘剥搜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同志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七十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五十年“政治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七十年来,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罢,发乎内心也好,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鲁迅清静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鲁迅政治”一样,都是反常与变态,是历史的冻结。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三)

鲁迅 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不愿读就不去读,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二,鲁迅很难还原。三,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1,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2,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3,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击斗争的恶习?4,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5,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我们是思想被封锁被掐灭的几代人证。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我不认为这是骂人,反而指为骂人者,真是一种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姑且从众吧——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娄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恶习、模式、话语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即曾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四,怎样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这代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错:从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通栏标题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是两种读法,两种后果,两回事。是的,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在他的时代,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譬如法国人文人阿拉贡、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彼德鲁齐等等,不仅左倾,而且是准共产党员——当“双重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模写“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击“无产阶级”青年肝脑涂地,被枪毙。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狡诈、霸道、浅薄,同样也是鲁迅。为什么呢?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帐,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借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在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笔名,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他比鲁迅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激进,居然公开顶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名,活了一百多岁——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挡节目还公布了史料:虽然昙花一现,形同儿戏,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教科书总是凸显鲁迅年轻朋友中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察看鲁迅通信的朋友,却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有鲁迅为之谋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驎;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选择台湾的台静农。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小子史沫莱特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此为敌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党,胡风集团、二流堂圈子,均曾获罪,关押自杀多人,株连千百。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胜数。八十年代迄今,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或以升官,或以发财。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然而众人的出身、职业、观点或有差异,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都是一样的。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他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认同他,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近二十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这种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已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不会料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兄弟失和诚然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与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接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他被覆盖《民族魂》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国务院或中宣部的指令;当国母宋庆龄与国师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礼时,伙同沈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势力,而葬礼的秘密策划与公开策动,是当时的青年乱党如冯雪峰与大批左翼青年。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堂而皇之站在鲁迅的灵柩旁轮番演说,慷慨激昂,公然咒骂政府的无能与不抵抗。

对不起,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五)

所以周令飞动问“鲁迅是谁”,鲁迅怕也弄不清“令飞是谁?”——令飞与我同岁同届,我一见他,除了头十秒钟惊喜,旋即发现他是我的哪位中学同学。我在他脸上搜寻鲁迅,结果读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与生理密码:十六岁我下乡落户,在赣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岁当兵,在东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站岗;八十年代我去了纽约,他去了东京;在台湾,我有一位爷爷,他有一位太太,当初他俩在东京向中国大使馆与台湾办事处申报婚姻,两边的官员均不敢作主成全这对政治鸳鸯……反正令飞同志的成长与他祖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却和我出奇地相似。

我也见到令飞的爸爸。多么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许广平先生晚年经历了所有国家高干的悲喜剧,那是由人事处、房管所、中央领导、以及历届运动编写的曲折剧情。假如鲁迅先生半夜敲门回家,海婴母子必须花费无数口舌才能使鲁迅听明白——只有一部分故事早已为鲁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纲上线、弄权整人。但他绝对想不到当年左翼小圈子的暴戾,日后竟扩大为神州大地数十年斗争生活,其中,单是“气宇轩昂”的左联“元帅”周杨同志当了文化部长,六十年代又遭报应的个案,就会使他大开眼界。

这就是鲁迅决定拯救的孩子们。调动他平生所有经验,他也弄不清这些孩子玩得是什么把戏。

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难道时代没有进步吗?大大进步了。“革命前辈的鲜血岂能白流!”我相信诸位不会误解我在夸大过去,贬低今天。事物与人物需要比较,至少,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使鲁迅目瞪口呆——鲁迅早年在北平穿着单裤过冬,无缘享受空调;鲁迅坐车有感于道路颠簸,无缘驰骋高速公路;他主张抛弃毛笔,可未曾梦见电脑;他晚岁收藏不少《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个价值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与他的敌友哑口无言。不过他早经预先绝望过了,好像知道将要认不出未来的中国,他说过,未来是坟,坟的未来,无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先贤、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当李维·斯特劳斯怀疑晚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巴特尔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向萨特的想象致敬”……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乃出于同一的原由和性质。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今“与时俱进”的国情又将鲁迅和马克思的脸涂得又红又白,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既当圣人,又做恶人:不是吗?今日千千万万中学生大学生对马克思或鲁迅敬而远之,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他们年年必须背诵马克思教条(俗称“马概”)以便通过政治考试,又年年被迫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鲁迅有哪些价值?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与鲁迅被重视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最低点,除了屈就而厌烦,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没有爱。

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我们既难消除鲁迅,也难以挽救他,他在我们够不着的某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血亲:当周令飞问道“鲁迅是谁?”我猜想,他愿意强调的身份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鲁迅的孙儿。他与父亲在家里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称之为“爸爸”、“爷爷”,而是直呼“鲁迅”,正象七十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妈妈说:“这是鲁迅的母亲。”

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废了: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马寅初……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不再发生温热,投射光芒。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

 “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哥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柏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捡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十月以来,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为媒体与社会一组相对自发的话题,看过去显然不是官方纪念的老花样。可喜的是,当今中国莫可名状的文化形态,其表层,稍微有一丁点接近鲁迅时代的意思了:知识景观逐渐铺展,言论空间有限豁裂,开放的国策不容逆转,旧有意识形态在年轻一代相对失效。总之,这都是好消息——不是对鲁迅的好消息,而是对于我们。

最近我收到几家媒体关于鲁迅的问题,重复道: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我的回答是:一,不必勉强。当年《呐喊》《彷徨》再版时,鲁迅就不愿意,说不要用他阴暗的念头影响小孩子;二,七十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世代作有效的映衬。换句话说,第三,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回到这篇讲稿的题目:“鲁迅是谁?”我愿去掉“鲁迅”两个字,改成“我们”。

                                                                                                                        2006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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